職業教育新發展：“校企主導”時代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提出建立“校企主導、政府推動、行業指導、學校企業雙主體實施”的校企合作機制。由“政府主導”轉為“校企主導”，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政策變化，對未來職業院校校企合作的走向將起到引領作用。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職業教育存在的“老大難”問題。盡管職教集團已經覆蓋了全國90%的高職和70%的中職學校，吸引了約3萬家企業參與，但校企合作中一直存在著企業積極性不高、參與程度不深、“一頭熱”“兩張皮”等問題。目前的1400多家職教集團中，90%以上為松散的非法人組織，牽頭單位多為職業院校，凝聚力、吸引力不足，企業的主導作用尚未發揮出來。其根本原因，就是職業院校還沒有較好地適應市場經濟規律，形成了一種“政府依賴癥”，缺乏自主制度創新能力。許多職業院校希望國家以法律方式強制企業參與合作，保障人才培養活動的正常運行。然而，這種“捆綁夫妻”的做法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與現有的經濟法律存在沖突，也不可能真正對企業轉型升級起到促進作用。只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校企合作才可能取得持續的發展。

為了使《辦法》有效落地，盡快進入校企合作的“蜜月期”，職業院校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轉觀念”。職業院校應該盡快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僵化觀念，將企業視作人才培養的平等主體，主動為企業轉型升級服務。躺在“事業單位”的“鐵飯碗”中，以一種“鐵帽子王”的身份與企業打交道，企業注定不會買賬。既然已經認識到一線人才培養是校企雙方的共同責任，那就應該對企業“高看一眼、厚愛一層”，真正建立起伙伴關系。幻想通過合作在企業“撈好處”，受傷的只能是職業教育，受害的只能是職校學生。在校企合作活動中，企業和學生發展是合作的依據和中心，職業院校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

二是“搭平臺”。校企合作是一臺大戲，不是街邊的“廣場舞”。職業學校與企業合作開發專業、課程、教材，培養師資隊伍，建設實習基地，這些都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根據就業市場需求長期進行下去，客觀上需要一種穩固的合作機制。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組建校企共同參加的職教集團法人實體機構，強化職教集團的民事行為能力，是深化校企合作的必然選擇。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職教集團對校企合作活動的規劃、組織、協調、監督和服務等職能，賦予集團實施校企合作協議注冊、修改和廢止的權力，讓職教集團成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的重要組織形式。

三是“抓重點”。校企合作的內容和形式非常豐富，但核心任務是教學，主要目的是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任何不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終目的的合作活動都是無效的。完善校企雙主體育人機制，根本措施是建設一支數以百萬計的“教練型”企業實踐教學隊伍和一支“結構優化、創新力強”的“雙師型”學校理論教學隊伍，并建立二者的工作協調機制。目前，職業學校具有企業工作經歷的教師比例較低，企業也缺乏高水平的師傅隊伍，嚴重制約了校企合作活動的有效性。當務之急是“取長補短”，通過企業實踐提高學校教師的工程技術能力，通過學校進修提高企業師傅的教育理論水平。

四是“掛牌子”。職業教育是學校和企業的“二人轉”，不是職業學校的“獨角戲”。但要讓企業進入育人角色，僅靠一紙文件還不夠。職業學校應該圍繞服務“中國制造2025”、京津冀協同發展、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根據區域產業發展需要，選擇一批社會信譽好、技術和管理水平高、用人需求強的骨干企業，共建生產經營與人才培養兼顧的“教育型企業”，給企業應有的“名分”和待遇。

五是“訂標準”。校企合作是在產業轉型升級基礎上的高位合作，是校企雙方發展動力轉換的重要措施。校企合作活動應該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并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責任。為了提高合作效果，需要校企聯合制訂學員招錄標準、師傅資格標準、學校和企業課程標準、教學場所標準等，克服合作活動的隨意性、盲目性和無效性。標準的作用是約束校企雙方的行為，使得合作活動符合雙方的長遠利益，同時又不能損害第三方的利益。在標準的制訂過程中，應該充分聽取學生代表的意見。

校企合作模式走向成熟，是完善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的關鍵要素；校企合作成功的標志，是企業形成完善的人才培養機制。為了這一目標，職教人還需再努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