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試題40年“考什么”和“怎么考”

高考試題40年這樣演進：從只考查知識到注重能力

    隨著2017年高考招錄工作的展開，近，高考錄取通知書也陸續送到了考生手中。不管是考前的方案制定，考時的各科試題，還是考后的招生錄取，高考的每個環節都不缺少關注。而每次的改變和革新，更是社會的普遍關切。

　　從考試次數、考試內容、考試種類、錄取渠道等方面給考生提供多樣化、個性化的選擇；從全國統一命制到“統一高考、分省命題”，力求體現地域教育的差異和特點；自主招生試點改革，探索“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多元選材機制；進行標準化考試改革，強化對公平與效率的追求……恢復高考40年來，變化一直在發生。

　　聚焦高考命題的變化，也是從命題角度，觀察人才選拔與培養理念的進步與優化。

　　從只考查知識到注重能力

　　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語文科考試的發展大致經歷4個階段，考查的立意逐漸由知識向能力轉化。

　　教育部考試中心副研究員張開介紹，第一階段為恢復高考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撥亂反正、重新梳理教育觀念的背景下，這一階段語文學科呈現出學科考查重視基礎工具性的特點。第二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的語文考試發展主要有兩個特征，一是進一步強化對語文科思想性的要求，二是隨著考試設計的科學化要求在標準化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基本形成了語文科考試的內容結構模式。第三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這一階段高考語文學科繼續深化考試內容改革的步伐，在保持了極少部分的知識內容考查的情況下，明確了能力立意的命題指導思想，形成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作為核心考查能力的語文考試內容體系、能力結構的框架。同時，如文言文、文學類閱讀題也是這一階段試題設計比較突出的亮點。第四階段是2004年至今，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分省命題帶來的語文試卷多元化呈現。“很多省市命制的試題亮點頻出，如湖北卷、天津卷的語言文字運用題，北京卷、廣東卷的閱讀題，上海卷、江蘇卷的作文題等，均體現出課程改革推進的積極成果并呈現出地域特征鮮明、形式新穎鮮活的特點，為進入新世紀后的語文考試內容改革提供了有意義的嘗試。”相關專家介紹。

　　與此同時，新課程改革后，高考語文學科的命題更加突出能力考查的方向，在考試大綱、能力考查目標、能力考查方式及試卷內容結構等方面做了較大調整。

　　首先是增設了“探究”這一能力層級。在試卷中也以此增設了思維內容的比重，注重考查考生思維質量。其次，打破傳統語文試卷按內容分類的格局，按照能力的考查重新安排了試卷結構。課程改革前的試卷由語言知識、古代詩文閱讀、現代文閱讀、語言運用和作文等內容考查進行編排。課程改革后，按照語文閱讀能力與表達能力的考查要求進行試卷的結構調整；同時，為了鼓勵中學開設選修課，語文試卷中也相應設置了選考模塊，文學類文本閱讀和實用類文本閱讀。此外，這一階段高考作文的考查更加注重材料的時代性和題型設計的科學性，試題由標題作文、話題作文發展為材料作文。

　　再以40年來變化為顯著的英語科目為例。

　　“1983年的英語高考試卷，單詞層次試題占全卷分值的26%，單句層次的占48%，篇章層次試題僅占全卷分值的26%，全卷中只有3篇英語短文，沒有聽力和口語的測試。”教育部考試中心研究員劉慶思介紹：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語高考試卷已經日益重視對考生語言運用能力的考查，語言運用類試題約占全卷分值的67%，其中52%考查閱讀能力，15%考查寫作能力。從2000年起，高考英語科進行了以增加聽力考查內容為重點的考試內容和形式改革。再到2014年，教育部考試中心再次對高考英語試卷結構進行了調整，主要是以語篇型語法填空題替代了已使用20余年之久的單句型語言知識題，并對試卷中相關部分的排列順序進行適當調整。2016年之后，高考英語科啟動一年兩次考試所需試卷的設計，同時對考試內容進行調整，進一步優化了試卷結構。

　　“作為高考外語學科中的一個語種，英語經歷了由不計入高考總分到按計入總分的變化，在考查內容和試卷結構方面也在根據我國招生考試政策和基礎教育改革的要求，進行不斷的改進。通過對題型、題量所進行的10次較大幅度的調整，英語科考試的測試重點逐漸由語言基礎知識變為語言運用能力，單詞或單句層次試題逐漸向篇章層次試題過渡，考查內容日臻全面。”劉慶思分析。

　　從單一選拔到指導教學、服務社會

　　“高考制度恢復的40年間，高考內容改革一直在進行，大致經歷知識立意、能力立意、高考評價體系構建這3個階段。從考查單純的陳述性知識到考查學科能力，再到探索對必備知識、關鍵能力、學科素養、核心價值的綜合考查，高考內容改革始終立足于高校的人才選拔需求和國家基礎教育狀況。”教育部考試中心副主任于涵介紹。

　　1978年高考地理試題中有一道填空題： ____峰是世界第一高峰。“這期間試題的考查內容和考查方式都很簡單。即使如此，也足以將7%的考生選拔出來。這是由于在知識的載體——書本都是稀缺之物的條件下，具備基礎學科知識的考生也鳳毛麟角。”于涵說。

　　此后，隨著基礎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教育資源的逐漸豐富，考生整體文化水平很快提高。人們發現，只考查陳述性知識不僅滿足不了選拔任務，對基礎教育的導向也十分不利。之后，高考命題進入能力立意階段。

　　“單純考查知識識記的試題慢慢淡出了高考試卷。以1994年為例，當年參加高考的有251萬考生，錄取人數為90萬，錄取率上升至36%，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高校教育依然是精英教育，但無論是招生人數還是錄取率，較之1978年都有大幅度提高。”于涵介紹。伴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各行各業對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這種需求反映到高校，又通過高校傳遞給高考。高考更加側重于對進入高校學習所需的主干知識和基礎能力的考查，考查的功能也由單一選拔向指導教學和服務社會轉變。

　　此后，2001年6月教育部印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明確教材編寫、教學、評估和考試命題都要體現知識和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三維目標。2003年，修訂后的高中課程標準(簡稱新課標)頒布。高考充分發揮指揮棒的作用，根據新課標調整考試內容，通過考試形式的變化推動新課標在基礎教育的落實。在這一過程中，有些知識維度和能力維度界定不了的內容悄然進入到考查范圍中來。例如對考生“知識、技能、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多方面要求的綜合表現”的考查。“這其實涉及了對素養和價值的考查，并且，兩者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高考評價體系逐漸成型。”于涵表示。

　　變化背后是對公平、效率、多元選材的探索

　　高考試題命制的顯性變化背后，蘊藏著什么樣的價值主線？在采訪中，記者對幾個關鍵詞印象深刻：以人為本、凸顯公平、注重效率、多元選材。

　　“以人為本體現在分省命題、舉行春考、設立會考、多軌招生等多種嘗試，力求給考生提供多樣化、個性化的選擇，使考生能通過高考充分認知、展示自我，充分發展、實現自我。”華中師范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王后雄介紹。如為了克服一考定終身的弊端，在1999年啟動的春季高考改革。如為了照顧教育的地區差異，高考還進行了分省考試命題改革的嘗試。

　　再如對效率的探索。1985年，我國的高考標準化改革由廣東省率先試驗，當年進行英語、數學兩科的標準化考試試點，到1988年，這項改革試驗擴大到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這5個學科，英語科則擴大到全國17個省市區，涉及100萬考生。1989年全國推行。“標準化考試改革，要求根據統一、規范的標準，對考試的各個環節包括測試目的、命題、施測、評分、計分、分數解釋等都按照系統的科學程序組織，從而嚴格控制誤差。這項改革既有公平的追求，也有效率的提高。”王后雄和安徽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詹先君分析指出。

　　當然，效率還體現在高考科目設置的改革，有專家介紹：從1977年至1984年的大文大理(文科考6科，理科考7科)，到1985年至2000年的兩考(高考和會考)并置，再到2001年至今的“3+X”組合，高考考試科目在數量上一直走“精簡路線”：由6科或7科到“3+2”“3+1”，到“3+3”。2014年，上海、浙江兩地啟動新一輪招生考試綜合改革，也是旨在進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制度，建立學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加快分類考試制度改革，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高校考試招生模式。

　　于涵介紹，2014年9月，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依據高校人才選拔要求和國家課程標準，科學設計命題內容，增強基礎性、綜合性，著重考查學生獨立思考和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了落實這一綱領性文件，也依據這一綱領性文件，2016年教育部考試中心開始探索構建“高考評價體系”框架。通過明確“必備知識、關鍵能力、學科素養、核心價值”四層考查目標以及“基礎性、綜合性、應用性、創新性”四個方面的考查要求，回答了高考“考什么”和“怎么考”的問題。其中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16年達到42.7%，由大眾型逐漸轉變為普及型等教育環境的變化也反映在高考評價體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