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北京職教是怎樣把困局走活的

生源減少了，合作企業搬走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北京職教是怎樣把困局走活的！山東技校網為你報道！

“7月底，我們與首創集團合作成立了首創非遺與設計學院，就是‘行動計劃’里說的工程師學院。我們還按照學校的實際，制定了自己的行動計劃，把重點發展項目確定下來。”北京市豐臺區職業與成人教育集團校長趙愛芹說。

暑假期間，記者發現，北京不少職業院校卻沒停下腳步，學政策、定目標、謀發展；跑企業、搞培訓、練內功，校長教師忙得不亦樂乎。這樣的狀態似乎并不像外界想象的“北京要疏解職教、限制職教發展”。

趙愛芹告訴記者：“面對首都功能定位調整，我們確實走過了一段困惑和沉寂，但是今年4月北京市教委等5部門出臺《北京職業教育改革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0年）》以后，方向明確了”。

那么，這個行動計劃究竟寫了什么讓職校校長們為之一振的內容？它出臺至今又給首都的職教格局帶來怎樣的變化？記者進行了采訪。

核心觀點

◆“怎樣把困局走活？只有一條路，就是更好地為北京市的發展作出貢獻”。

◆“職業教育是和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近的一類教育，不是說我就辦這個專業，人培養出來你愛要不要。比如，制造企業都疏解了，你非要辦焊接專業，那肯定沒出路”。

◆“我們聽課發現，無論高職、中職，都是先公共課，再專業基礎課，再專業課，后實習。這種模式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到了該調整的時候”。

1.首都和它需要的職業教育

“到2020年，全市職業教育規模結構更加合理，院校布局和專業設置與首都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契合，現代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基本形成，職業教育發展環境更加優化，職業院校辦學能力和貢獻力更加顯著，形成職普相互融通、城教充分融合、學段銜接貫通、校企協同育人的職業教育發展新局面”。

這份跨度三年的行動計劃，為北京職業教育發展設定了目標。

“這是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經濟社會發展和首都功能定位變化，對我們提出的新要求。”北京市教委職成處處長王東江說。

職業教育繁榮與否，從來都是和一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北京職教因此而輝煌過。

改革開放之初，為提供各行各業迫切需要的高素質實用技術人才，也為了使眾多不能升入大學的年輕人掌握就業的一技之長，北京開始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北京勁松職業高中、北京外事學校、海淀黃莊職業高中等一批學校成為全國聞名的品牌。在近30年的時間里，這些學校輸送的人才在首都的經濟建設、人民生活以及重大國際國內活動服務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隨著社會的腳步不斷向前，資源和人口的聚集導致“大城市病”日益凸顯，北京的發展迫切需要轉型。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考察時明確提出，要明確北京城市定位，堅持和強化“四個中心”功能。此后，北京開始了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進程。

對于城市來說，這是發展良機。但是對于按照原有產業布局培養人才，且具有一定慣性的職業教育來說，卻是突如其來的嚴峻挑戰。

2018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稱，北京市去年全年累計關停退出一般制造業企業1992家，調整疏解各類區域性專業市場594家。今年，還計劃退出一般制造業企業500家。

對于職業院校來說，困難顯而易見。“合作企業都搬走了，培養出來的人給誰去？”“城市人口疏解，招生受限，生源難以為繼。”“解決不了就業，職教就更沒有吸引力。”一段時間內，教師和校長們在各種場合談論中，不免透露擔憂。北京職教特別是中職的發展似乎陷入了困局。

但事實上，北京并非不需要職教。“別的不說，單是這2300萬人口的大城市運營與管理，水、電、氣、交通，哪一樣少得了職教培養的技術技能人才？”北京職教的“當家人”王東江說，“怎樣把困局走活？只有一條路，就是更好地為北京市的發展作出貢獻，所以在這個行動計劃中，我們特別強調職業院校的‘貢獻力’”。

王東江告訴記者，根據首都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調整，北京的職業教育調整為三個方向：第一，面向高精尖產業；第二，面向國際超大城市的運營與管理；第三，面向人民生活的高質量需求。“北京的職業教育，規模不再是目標，而是要做強質量，我們明確了幾個關鍵詞：優質、高端、特色、國際化。”王東江說。

按照這些關鍵詞，北京在未來3年提出了“四個一”目標：

——調整結構，打造精品。重點建設10所左右特色鮮明、世界一流的職業院校，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培養高地。

——對接產業，服務北京。高水平建設100個左右國內先領、世界一流的骨干專業。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重點建設100個左右工程師學院及技術技能大師工作室。

——面向人人，提高素質。每年完成職業技術技能培訓100萬人次以上。

2.提升質量，關鍵在貢獻力

“‘世界一流’的標準是什么呢？”面對記者的追問，王東江解釋說：“北京職教發展已經走過了用單純的教育標準衡量的階段，而是應該以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力和影響力來衡量”。

據介紹，目前北京市教委正在制定10所重點建設職業院校的遴選標準，主要條件已經明確——這些學校要承擔國家和北京市的重大教育改革項目，承擔養老護理、學前教育、城市軌道運營等北京市緊缺人才培養任務，承擔北京市教育精準扶貧的任務，在京津冀協同、“一帶一路”教育合作方面有自己的貢獻。

“需求導向”，是行動計劃基本原則的第一條，也是北京市職業教育近年來在困境中求發展的深刻體會。“職業教育是和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近的一類教育，不是說我就辦這個專業，人培養出來你愛要不要。比如，制造企業都疏解了，你非要辦焊接專業，那肯定沒出路。”王東江說，“那么需求從哪兒來，坐辦公室里想不出來”。

2017年，北京市教委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視察時提出的10大產業，把職業院校都發動起來，分成11個組，到企業、行業、各委辦局進行了一次摸底式的“北京市職業院校專業設置與首都產業結構契合度調研”。

參加了這次調研的趙愛芹清楚記得，當時學校的任務是在豐臺區域內，調研7個專業與當地產業的契合度。“過去我們也跟企業聯系，但是點對點的聯系很難了解整體情況。而這一次，我們不僅清楚了學校所在的豐臺區的需求，也了解了北京市的規劃和國家政策，一下就明白了學校的專業應該怎么對接，可以說每一個專業都有新的想法”。

這次調研以后，豐臺區職業與成人教育集團有了專業調整的思路：面對“文化中心”功能定位，新增非遺產品設計與應用專業；面對2019年投入使用的新機場，加強航空服務專業建設；面對新發地等一批商品批發企業的疏解或轉型，物聯網專業向人工智能轉型，主打家用智能和工業智能；面對市民終身學習和“一帶一路”文化交流需求，將園林花卉專業改為短期培訓，與養生、傳統文化、國際交流結合。

也正是有了這次調研做基礎，此次出臺的行動計劃提出“高水平建設100個左右國內先領、世界一流的骨干專業”的目標。“專業是職業院校的品牌，專業設置是職業院校生存發展的命脈。目前，北京市中高職共有800個專業點，297個專業。專業調整到一定程度，我們就要選優，帶有導向性地選擇100個專業進行重點支持。”王東江說。同時，找到專業與產業精準對接方法的北京市，今年還將繼續調研的腳步——根據今年出臺的“三城一區”規劃，調研海淀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昌平未來科學城、亦莊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技術技能人才需求。

3.校企合作，“剃頭挑子”兩頭熱起來

“現在，企業開始找我們了。”王東江告訴記者，這就是行動計劃帶來的變化。接受采訪之前，他剛去了趟位于北京亦莊的奔馳公司，和企業商談如何讓公司里兩位國家級技能大師在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作用。

行動計劃中提出“重點建設100個左右工程師學院及技術技能大師工作室”。“這解決的是校企合作的‘抓手’問題。”王東江說，“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今年教育部等6部門也出臺了校企合作促進辦法。但是怎么干？‘剃頭挑子’能不能兩頭都熱起來？這就需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發揮主觀能動性了”。

“工程師學院就是我們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的一個新平臺。使用職業院校現有的辦學空間，在學校現有的專業院系或專業群的基礎上，與國有大型企業、中外合作企業等合作，引企駐校”。

說到這里，王東江加重了語氣：“注意，是駐校，不是入校。入校只是基本合作關系，一簽約就‘哥兒倆好’，但對執行得怎么樣、能不能持續等沒有約束。駐校的內容就多了，把企業的生產性環節、設備、工程技術人員，都‘合作’到職業院校來，硬件設置要參照企業一線標準進行，教學計劃由學校和企業雙方制定，師資隊伍特別是專業教師由企業來提供或培訓，考核評價依據企業一線用人標準，這將給職業學校帶來一系列變革”。

同樣，這項改革也并非空中樓閣，而是有前期試點做基礎。早在2015年，北京市教委就委托昌平職業學校承擔試點，與聯想集團合作建立聯想工程師學院。

“學校像企業，教室像車間，課桌像工段，教師像師傅，學生像學徒，教案像圖紙，作業像產品。”北京昌平職業學校副校長鄭艷秋在今年5月首屆畢業生結業式上這樣介紹。據了解，工程師學院完全按照企業真實工作流程組織教學，實訓內容是真實的工作任務，由企業派出教師授課，并且按照企業文化進行管理。就連教師和學生的稱呼也相應變化，企業來的教師叫作“駐場工程師”，學生班長叫作“總經理”。據介紹，今年畢業的首屆學生，除考入高職升學外，其余全部被聯想集團、京東集團總部錄用。

“工程師學院是一種符號、載體，一種運行機制，它并不改變現有體制，但是可以解決產教融合過程中的一些難題。”王東江說，“比如，學校過去投錢買設備，現在可以用于購買企業的服務、技術培訓。這就解決了企業積極性的問題。現在，學校和企業都行動起來，往往是幾家企業找一個學校，學校來選擇跟誰合作”。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采用工程師學院的模式，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建立了信息安全工程師學院，北京商業學校成立了新道云財務會計師學院，豐臺區職業與成人教育集團與首創集團聯合建立了首創非遺與設計學院等。北京市教委計劃于年底前遴選30個工程師學院給予資金支持。

專業建設、校企合作，說到底是為了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課堂教學是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主戰場。所有的質量、方法、手段、創新，后都要在課堂上實現。”在過去兩年里，北京市教委對全部中職和高職院校的課堂教學進行了診斷。“我們聽課發現，無論高職、中職，都是先公共課，再專業基礎課，再專業課，后實習。這種模式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到了該調整的時候。”王東江說。

為改變陳舊的人才培養模式，2015年，北京市教委與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教育部合作引入胡格教學模式，由北京交通運輸職業學院和昌平職業學校等7所中高職院校率先試點“中德職業教育胡格模式汽修專業改革試驗項目”。

據了解，胡格教學模式的特點是把傳統教學計劃拆分成模塊，把公共課和專業課整合在一起，按照生產環節的需要進行安排。“假如你的崗位是4S店的員工，你要學習的第一個模塊是什么呢？不是汽車原理，而是接車。接車需要什么知識和技能？一開始就是與客戶的溝通，這就用到了語文和英語，還有寫說明書、記任務，那么語文課和英語課就圍繞這些內容來組織。”參與試點的一位教師告訴記者，“這種教學模式的好處是，讓學生一開始就明白，我學的東西有什么用，目標明確，積極性就有了。”據了解，經過幾年探索，其他學校和專業也開始借鑒這一模式，例如以烹飪專業見長的勁松職業高中，就嘗試把語文課轉化為具有職業特色的“烹飪語文”。

由北京職業院校自行探索提煉的“有趣、有用、有效”的“三有”課堂，也寫進了此次出臺的行動計劃，在人才培養方面明確提出“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導向、以課程為主體、與職業資格標準相融合的課程體系”。

4.城教融合，職教的天地更大了

然而，無論有著怎樣的設計藍圖，生源問題始終是北京職教發展不容回避的現狀。“十三五”時期，是北京初中畢業生從未有過的低谷。數據顯示，2018年北京市戶籍初中畢業生只有5.3萬人，加上非北京戶籍一共6萬多人。而在1980年，全市初中畢業生約19萬人。

密云區職業學校校長賈長營告訴記者，以他們學校客戶信息服務專業來說，多的時候招9個班，今年只有1個班。這意味著，即使沒有遇到非首都功能疏解，許多學校也會自然減員，調整勢在必行。

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中職教育在校生規模6萬人左右，專科層次高職教育在校生規模10萬人左右”。王東江解釋說，這個數字是根據職業教育發展及未來趨勢、產業結構調整和用人單位多學歷層次及年齡需要來測算的，基本上是已經穩定的規模，和目前差距不大。

但是，對于“老百姓都想上普高”的說法，王東江并不認同。“一些專業以初中后為起點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德國，職業認知階段就在初中后，對職業的興趣和認識就是在那時產生的，還有一個專業術語叫職業定向。再者，很多技能是需要及早培養的，需要的是練童子功，比如學前教育專業，你讓一個研究生畢業的人去當幼兒教師，他可能已經沒有那種童心了，沒有那么大精力帶著孩子玩，唱歌跳舞沒有童音了”。

不過，初中后起點并不意味著只能停留在初中后水平。在職業教育界，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職業教育應該是一種教育類型，而不是教育層次。在現實中，北京市教委也在努力為學生搭建第二條跑道。行動計劃提出，要構建“中職—高職—應用本科—專業碩士”相銜接的人才培養體系，制定一體化人才培養方案。“進一步擴大‘中職—高職’貫通培養規模，擴大‘高職—應用本科’貫通培養、‘中職—高職—本科’貫通培養規模。”與之相應地，完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職業院校學生貫通培養考試招生體系。

在北京延慶區第一職業學校校長劉鐵鎖看來，職教不僅在學歷上不封頂，其服務的對象也應該有所擴展。“有些技能要從小開始培養，但是有一些工作必須到人有了一定閱歷和生活經驗以后才適合，比如養老護理，你讓十七八歲的孩子去面對那些老人，他肯定不愿意，所以總是招生難，反而是一些三四十歲年富力強的農村勞動力可能更能勝任這項工作，我們能不能把教育擴展到他們”？

在首都職教圈，大職教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這份行動計劃中，“四個一”的后一個便是“每年完成職業技術技能培訓100萬人次以上”。

劉鐵鎖告訴記者：“初的想法很簡單，只是覺得學生少了，老師也不能撂荒了，得找點事做，但是做了才發現原來職業教育還有廣闊天地”。

“延慶區的定位是國際一流生態示范區，還將承接冬奧、世博會等重大國際活動，根據這些需要，我們面向農民開展培訓；北京市提出探索職普融通，我們利用現有的辦學資源，開展中小學職業體驗課程，一共100個體驗項目；我們還面向河北、內蒙古等地，在課程、師資、專業建設等方面提供培訓。”劉鐵鎖所說的，也是許多北京職校的常態。

王東江告訴記者，這100萬人次不難做到，目前北京有一大批企業轉型，也要創新、可持續發展。企業在職員工、新興職業農民、社區居民，這三類人就是職業院校培訓的主要對象。此外，很多學校為北京市乃至國家承擔著重要任務，例如精準扶貧，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對口支援等背景下，學校積極行動，有些學校的資源已經輻射到10個省份。再如，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北京市職業院校跟隨企業走出國門，建立了中贊機電職業學院、中埃信息職業學院。

“過去，只是學校自己點對點地在做，這次行動計劃把這些內容都納入進來，并且會在后續出臺配套文件，予以支持和認可。”王東江說。例如，北京市教委已經出臺了《關于發揮職業院校辦學優勢廣泛開展職業技術技能培訓的通知》，給出了北京市職工繼續教育基地、市民終身學習基地和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基地的認定條件，具體到培訓工作量的計算。在即將出臺的10所院校的遴選中，也將考慮相關社會服務工作的開展情況。

“原來是學校私底下做，這回跟政策都對上了，現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到臺面上來做了。”談到文件帶來的變化，劉鐵鎖說。

在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城教融合”的概念。行動計劃所透露出的，正是北京的職業教育努力地與這座城市、與中國的首都發展同步共頻的努力。正如北京市中職課程改革專家小組成員、北京市信息管理學校原副校長慶敏在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教研究會的一次活動上所說，“回顧40年歷程，初我們只是在自己的學校里辦職業教育，后來到企業找合作，今天職業教育已經延伸到了普通教育，服務到社區，乃至整個社會。職業教育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

作者 | 高靚

來源 | 中國教育報